爬梳史料，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一部高质量的史料长编，可以使许多研究者受惠。王锡荣先生的大撰《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如真能就一些“疑案”爬梳史料，理清来龙去脉，对各家看法有序地作客观的介绍，使研究者获得不少史料或史料线索，使一般读者可在短时间内了解到一个“鲁研界”有争
这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关文章很多，说法纷纭，如能理出一个头绪来，真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梳理还没入手，王先生就说：“事出秘密，涉及多人，过程曲折，线索纷繁，情况十分复杂，又历经几十年沧桑，当事人因年久失忆，说法相互?牾，就使这件事变得扑朔迷离，犹如一团乱麻，至今难以定论。”作者头脑中“犹如一团乱麻”，恐怕也不能要求他写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吧。加上王先生还常常把介绍情况(客观的)和发表见解(主观的)混在一起，以近二百字的篇幅，引领读者一起陷入琐碎的纠缠的争执之中。王先生最后说：“结论已呼之欲出，各家功不可没。然而，笔者认为，要下最后结论，尤其是：鲁迅究竟传递了方志敏哪些文稿，仍然还欠火候。”什么叫“火候”呢？查《辞海》，释文是：“比喻道德、学问、技艺等的修养程度。”那么“还欠火候”，就是解开这“一团乱麻”的学问还不够。
我以为，首先，我们弄清鲁迅是否传递过《可爱的中国》的事，这是争论的焦点；其次，应该把当事人的回忆(含访问记录)与研究者的说法分开来，必须清理当事人的回忆，而研究者的说法只能供参考；再次，对明显不合史实的回忆录，应是非分明地指正，不能任其以错传错，以致乱上加乱。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有三种说法必须予以重视。
(一)冯雪峰的说法。
冯雪峰是最先披露鲁迅传递《可爱的中国》手稿的人。他在《可爱的中国》(内含《可爱的中国》、《清贫》和一封短信)的手稿影印本(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的《出版说明》中说：
这两篇文稿和这短信中所说的三封信，送到鲁迅先生手里的时候，大概已经在方志敏同志就义后很久，即是一九三五年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因为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他说收到已有几个月了。
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我当时就转送到在陕北的中央了。在鲁迅先生转交来的信件中，我记得没有给孙夫人的信。我当时是否向鲁迅先生问过信的下落，现在已记不起来；我今天想：可能是由那带信的朋友直接送去的，或者是早已由鲁迅先生交去了，因为那时候鲁迅先生和孙夫人是有往还的。但给鲁迅先生的信，鲁迅先生是说过的，他洗出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信的意思是请他设法把信和文稿转交给党中央。……
文稿两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由谢澹如先生抄出，以《方志敏自传》的题目在上海铅印过一次。……
冯雪峰在这里把鲁迅递交《可爱的中国》手稿的时间地点，说得很明确。在1972年12月鲁迅博物馆召开的座谈会上(座谈纪录发表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胡愈之提出《可爱的中国》是否可能参与传递的说法时，冯雪峰再次重申他的记忆不会错。他说：“我印象中鲁迅先生把一包东西(其中是方志敏同志给中央的一封密写的信和《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篇文稿)交给我，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间，我到上海后大约两星期交给我的。鲁迅先生说过方志敏给他的信，他洗出来看过后就毁了。他又说过，送来的人像是一个商人。这印象我是清楚的。至于由孙夫人转的文件，可能是另外的文件。由鲁迅先生转的东西，他是否在内山书店收到，我不留印象，也许我当时没有问过他。给中央的信，记得是三页，我洗出后抄送给中央了。文稿则请示过中央如何办，中央叫我在上海设法保存，我就保存在谢澹如家中。”
(二)胡子婴的说法。
在“鲁博”的座谈会上，胡愈之先透露了胡子婴后来写文章所说的话。胡愈之说：“一九三五年秋”，有个女孩去生活书店，说“她有一个秘密文件要交中央。她找四人：李公朴、宋庆龄、邹韬奋、鲁迅。带来一封信，不知是给鲁迅一人还是给四人的。说要交她一百元钱。她住宝隆医院。我们要胡子婴去试探一下”。女孩“就把一包东西交给她”。它是方志敏从狱中传出来的。“可能是给中央的报告”。“胡子婴就把这个密信送给宋庆龄。这是三五年的秋天的事，我不知道这文件是不是就是《可爱的中国》”。胡愈之又说：“三六年下半年，这时方志敏同志已牺牲，有一个穿国民党军服的人，到章乃器家说有一文件托宋庆龄转交中央，章乃器当时被捕了，由他弟弟转给宋庆龄。”
胡子婴写的文章是《我接交〈可爱的中国〉手稿的经过》，发表在上海《书林》1981年第3期。她说：“一九三五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店里胡愈之等人“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的信。这信我也看见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给党中央”。女孩身上除了有这本文件外，还有给宋庆龄、邹韬奋、鲁迅、李公朴的四封信。“给李的已送去并收下了”。女孩住在宝隆医院，“要求韬奋去宝隆医院取文件”。但这件事，胡愈之等“又怀疑是国民党所设陷阱，不敢去取文件”。胡子婴心想“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她到了宝隆医院，经过简单盘问，女孩“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我取了文件，立刻送到生活书店”。胡子婴还有第二次接到方志敏的文件。她写道：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有一个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狱的小官僚，受方志敏烈士之托，要设法将一个文件送交党中央。因他不认识共产党员，他将文件送到我家。我们并不认识他。因为我们是当时救国会的知名人士，他认为送给我们是不会错的。……这个文件是用毛笔写的，也是写在十行纸上的。我看字迹是与我上一年我看过的信上的字是一样的，当夜我看完了它，题目就叫“可爱的中国”。四九年上海一解放就出版了。在前言中说到这是鲁迅先生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文件到我手中时，鲁迅先生已故世一个多月了。我是十一月十八日得到文件，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当时没有搜查房子，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三弟章郁贵(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出版前言中的话不是事实。
真是言之凿凿：几十年来冯雪峰的说法几乎已成定论，因为他所说是合乎事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他从陕北一到上海，鲁迅就把方志敏原稿交给他，他寄存在谢澹如家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从谢那里取回，影印出版，哪个环节有什么问题呢？但从胡子婴来说，她如果没有过硬的事实根据，她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战“定论”呢？因而她的说法一出，轰动一时，立即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然而，最关键的是胡子婴的说法有什么旁证？最重要的旁证，当是宋庆龄有否收到她送去的那原稿。研究者黄中海曾写信问宋庆龄：是否收到过《可爱的中国》并交给谁了？宋在信上批示：“交给冯雪峰的。”1979年9月，鲁迅博物馆写信给宋庆龄问及此事，宋庆龄秘书在电话中作答：“宋庆龄副委员长说：曾经转过方志敏的稿件，但不记得有《可爱的中国》。”宋庆龄的两次答复表明：她为方志敏转过文件，未必看过每件的内容；时间太长了，四五十年前的事，她记不确切了。
(三)毕云程的说法。
据当时的生活书店负责人毕云程回忆，有一位“很年轻的姑娘”曾到生活书店来找他。他接见她的经过如下：
在生活书店的会客室里……她说：“方志敏将军在江西监狱中写了五封信，托我带来。除了给你的一封信以外，还有同样的四封信要我分送给宋庆龄先生、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和李公朴先生。我已经把送给李公朴先生的一封信送到读书生活出版社，但没有见到李先生。还有三封信，我没有办法送，现在还在我衣袋里，我不知怎么办!”她说的时候，头便俯下去了，声音愈说愈低，而且微微有些颤动。
我了解她的困难，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在那个时候要送这三封信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不小心还容易出乱子，很可能遇到意料不到的麻烦。同时我也暗暗地钦佩她，这样小小年纪，有这胆量与方志敏将军送信，这也是不容易的!我想到这里，就很快地对她说：“上海地方很大，找人不容易，你这三封信一起交给我，我一定负责代你送到。”
她听了很高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她说：“方将军在监狱中写了一部书，他把这部书的稿子托我带来，要送给你们五位中的一位。这部书稿，还在客栈里，我没有带来，怎么办呢？”她说的时候，头已不自觉地稍稍抬起来，脸上也有了微微的一丝笑容，但声音还是很轻，而且还有一些微微颤动。
我听了她的话，看了她的样子，就说：“好，你把你住的客栈地址留下，我一定想办法托人到客栈里来找你，你可以把方将军的这部书稿交给他(或她)。”
她点点头，立刻把四封信一起交给我。
……
在胡愈之同志家里，用碘酒洗了这四封信，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说，托我们把这部书稿想法交到党中央为他出版。胡愈之同志立刻打电话给胡子婴同志，托她雇一汽车到客栈里去找这位小姑娘，带回这部书稿子。
在胡子婴同志带回书稿以后……不久胡愈之同志对我说：“书稿已经交给鲁迅先生了。”
这是关于传递《可爱的中国》的又一版本。毕云程的说法涉及胡愈之。那么，胡愈之对毕云程的说法是怎么看的呢？他在1972年“鲁博”座谈会上是倾向于胡子婴的说法的，在1980年代初当“鲁博”叶淑穗同志访问他时，他却改变了说法。叶写道：“据胡愈老回忆，当年胡子婴同志将手稿取回交生活书店后，是经他转鲁迅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是毕云程同志。在当时党处于地下的情况下，胡愈老考虑到鲁迅的安全，是不到鲁迅家中去的。他说，当时可能是借着生活书店给鲁迅送稿件的机会带给鲁迅的。这样鲁迅说的‘送来的人像商人’也就可以印证了。他还谈到：这稿当时为什么要转给鲁迅呢？一则因为方志敏附有给鲁迅的信；二则因为从1933―1935年期间，上海党组织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能和中央间接取得联系的只有鲁迅和宋庆龄，而鲁迅比宋庆龄就方便一些。胡愈老还说到，冯雪峰到上海后，也曾向他讲过鲁迅将方志敏的手稿交给他的情况。”
胡愈之、毕云程的说法，好像与冯雪峰的说法可以对接，其实毕胡所说是并不一致的，而他俩和胡子婴的说法更大相径庭。他俩都说《可爱的中国》手稿是胡子婴在客栈中拿到交给生活书店的，而胡子婴说她在客栈拿到的是信，《可爱的中国》是有人送到她家，她直接托人送到了宋庆龄家的。
在清理了《可爱的中国》到上海后的三种传递线路后，笔者发现几点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一)所有在上海的当事人的回忆，都是拍脑袋的回忆，没有一个人能为其回忆提供物证或日记、字条之类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说，所有回忆都没有实物旁证。
(二)所有在上海的当事人的回忆，都是各说各的，没有两个人在重大情节上的回忆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么多人的回忆，没有两人(更没有两人以上)的回忆是可以互证的。
(三)有两个关键性人物的说法先后有变化。这种变化足以改变《可爱的中国》的传递线路。这两个人就是宋庆龄和胡愈之。胡愈之后来与叶淑穗的谈话前，是否已听到了宋庆龄的“转过方志敏的稿件但不记得有《可爱的中国》”的说法，不得而知。
(四)现存三种“递送线路”的说法，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认定另外的一种，而否定其中的两种。如无法认定“有人――内山书店――鲁迅――冯雪峰”的线路，而否定“江西来人――胡子婴――生活书店――鲁迅――冯雪峰”或“江西来人――胡子婴家――宋庆龄――冯雪峰”的线路。反之亦然。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三说并存。笔者在《鲁迅的社会活动》一书中，以为叶淑穗后来得到的宋庆龄、胡愈之的说法应该是最后的说法，因而肯定了“江西来人――胡子婴――生活书店――鲁迅――冯雪峰”的传递线路，可能是证据不足的。肯定的证据不足，但要否定也证据不足。目前只能得出“三说并存”的结论。
然而，在上述三说之外，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赵先的说法。她在1981年6月给“某某某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被加上《关于鲁迅收藏方志敏遗稿的通信》的题目，到1983年3月才在《鲁迅研究动态》上发表。她是看到胡子婴的文章才写信的。她说：“我认为这是胡子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我从更多的事实证明鲁迅确曾收存过方志敏‘遗著’。”接着她写道：
一九三八年春的一天，王尧山(地下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把一本线装红格子的作文簿带回家来，说是许广平从鲁迅的保险箱里取出交给周建人，再由周转交张益(即沙文汉，地下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作文本看起来像是新的，没有用过，许广平关照说是有人从狱中带出送交鲁迅转党中央的。按地下密写的惯例，我用棉花蘸了碘酒，在第一页第一行擦了一下，“给党中央的信”几个字显现了出来。为了急于要知道是谁给党中央的信，就翻到最后一页擦了几下，“为革命牺牲的方志敏”几个字跃然纸上。使我悲喜交集，赶快叫王尧山来看，接着我俩边擦边读，刚读完，刘晓到我家来，我马上交给他看，刘晓看完后，和王尧山商量暂时保存起来。
作文本内共写了三篇稿子，除给中央的信之外，还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
五十年代初，冯雪峰将方志敏“遗著”原稿影印出版，书名《可爱的中国》，原稿字迹和稿用碘酒擦出来的一样，影印本的模式也和作文簿仿佛，是线装的。给党中央的信因是内部文件，未曾影印。
赵先还在《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8月出版)上，发表《为方志敏狱中遗稿显影》一文，内容和上文大同小异，也有一些新的补充，如说：“刘晓和王尧山同志商量后将遗稿暂时保存起来。当时，上海地下党有个保管文件的地方，是个大地主家，这地主的大子女中有几个是共产党员。遗稿可能就存放在那里。”
王锡荣对赵先的说法，是完全肯定的。他不但大段引录赵先原文，并称：“一个曾经经手的人出来说话了：王尧山夫人赵先……她以自己的经历反驳胡子婴的说法。”“她的说法，又与冯雪峰的说法完全吻合。”王先生还说：“……最关键的证据不过硬，那就难免有聚沙成塔的危险了。反过来，王尧山夫人赵先的说法虽然与各家都对不上号，但显然也有其合理性，也不可完全忽视。”
赵先的说法真的“与冯雪峰的说法完全吻合”吗？请看：①冯雪峰说：《可爱的中国》等文稿，“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而赵先却说：“一九三八年春”，文稿才由“许广平从鲁迅的保险箱里取出”。大家争论得沸反盈天，原来《可爱的中国》手稿竟在许广平的保险箱里。真是闻所未闻。②冯雪峰说：“这两篇文稿，当时中央的指示是要我在上海设法保存；后来我就交给一个已经替我们保存着瞿秋白同志的一部分遗稿的朋友谢澹如先生去一起保存了。”而赵先却说文稿保存在一个“大地主家”(那是江苏省保存文件的地方)。③冯雪峰说：“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是密写的”，而“这两篇作品和这封短信是原稿”，是“亲笔迹”。赵先却说：两篇作品和短信，都是“我用碘酒洗擦出来的”。(现存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两篇作品和短信，是毛笔墨写的原稿)④冯雪峰1937年12月离开上海去家乡义乌写作，直到1946年2月再回上海，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再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赵先收藏在“大地主家”的文稿，怎么会到冯雪峰手里并影印出版的？难道《可爱的中国》有两本原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⑤冯雪峰说：“文稿两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由谢澹如先生抄出，以《方志敏自传》的题目在上海铅印过一次。”这是1938年5月，谢澹如以“霞社”之名，出版瞿秋白《乱弹及其他》的同时，又出版《方志敏自传》。笔者藏有当年的《乱弹及其他》，此书封底里页就印有《方志敏自传》的内容提要说的广告。书都印出来了，赵先却说文稿才从许广平保险箱拿出。这和冯雪峰的说法怎么“完全吻合”呢？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赵先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保存和转递过许多重要机密文件，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对已经和继续送来文件，保存在外国银行保险箱里，后由周建人(1937年入党)转给党组织，是有可能的，但其中不可能会有《可爱的中国》手稿。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赵先记忆有点出入，是可以理解的。研究者的责任是应该梳理史料。
王先生没有充分掌握史料，对已有的史料又食果不化，这是他爬梳史料却成了“一团乱麻”的重要原因，甚而至于还会产生新的“疑案”。《可爱的中国》手稿竟然在许广平的保险箱里，难道不正是新的“疑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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